我国“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全面推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新发展理念。其中创新发展指的是转换发展驱动力，而绿色发展指的是转变发展路径，既包括国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也包括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生态危机，减缓碳排放，实现低碳化的发展路径。

经济新常态下，低碳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那么在新常态下应该做哪些转变呢?新盛唐集团为大家详细解读，希望大家可以参考!

一、新常态下节能降碳成效显著

我国经济新常态下转换发展动力，转变发展方式，由资源依赖型以增加投资和生产要素投入为驱动力的传统高碳发展方式转向创新驱动型以提高综合生产率为主的新型低碳发展方式，这将加速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使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高耗能原材料产业的比重下降，从而有效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较大幅度的降低GDP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

为加速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十三五”在继续“十二五”期间实施GDP能源强度和CO2强度下降幅度的约束性指标的同时，又提出了能源消费总量的控制目标，进而实施“强度”和“总量”的双控机制，将进一步控制和减缓能源消费和CO2排放的增长速度。“十三五”期间在支撑GDP仍以年均6.5%左右较高速度增长的同时，随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GDP的能源强度和CO2强度年下降率仍将会保持在“十二五”后半期的较高水平。

从2015~2013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0.1%，能源消费年均增长6.0%，能源消费弹性为0.6，单位GDP能耗年下降率达3.72%，其间非化石能源比例由7.4%上升为10.2%，煤炭比重由72.4%下降为67.4%，能源结构的改变使单位能耗的CO2排放下降1.6%，年下降率达0.57%，相应GDP的CO2强度年下降率为4.25%。CO2排放量年均增长率为5.4%，呈较快增长趋势 (国家统计局，2016a;国家统计局，2016b)。而2013~2016年三年间，GDP年均增速回落到6.97%，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下降到1.51%，相应能源消费弹性下降为0.22，单位GDP能耗年均下降率高达5.10%(国家统计局，2016a;国家统计局，2016b)。到2016年，非化石能源比重已上升到13.3%，煤炭比例已下降为61.3%。在能源总需求以年均1.51%缓慢增长的同时，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则以年均10.9%的速度加快发展，因此使能源结构调整明显加速(国家统计局，2017;努尔•白克力，2017)。能源消费的CO2强度2013~2016年已下降4.9%，年均下降率高达1.65%，能源消费弹性下降和能源结构加速改善两方面成果的叠加，使GDP的CO2强度年均下降率高达6.67%，相应CO2排放量基本持平而不再增长。

二、努力争取CO2排放提前达峰

“十三五”规划中制定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15%、CO2强度下降18%的目标，年下降率分别应为3.2%和3.9%。“十三五”能源规划中也提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比例达15%以上，煤炭比例下降到58%以下，天然气比例争取达10%的目标(国家发改委 & 国家统计局，2016)。

2016年“十三五”开局之年，GDP的能源强度同比下降4.97%，CO2强度同比下降7.1%，GDP的CO2强度下降率超过GDP 6.7%的年增长率，因此相应CO2排放量也较2015年有0.9%的小幅下降(国家统计局，2017)。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国CO2排放2015年已达到峰值，因为当前经济发展和GDP能源强度大幅下降趋势还不稳定，以后随经济形势好转，能源消费弹性有可能出现反弹，使CO2排放仍会有小幅上升的可能。我国当前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基础实施建设仍有较大需求，在GDP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情况下，还难以做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完全脱钩，当前还没有形成CO2排放量持续稳定下降的局面，节能降碳的任务仍很艰巨，不可盲目乐观。

在当前经济增速下行的情况下，基础建设投资增速趋缓，最先受到影响的是高耗能基础原材料产业，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品需求不足，产量下降，高耗能产业在经济中的比例降低。从2005~2013年，我国粗钢产量年均增长11%，水泥产量年均增长10.8%，与GDP年均10.1%的增速相当。2013~2015年粗钢和水泥产量已分别下降1.1%和2.5%，而GDP年均增速仍高达7.1%(国家统计局，2016a)，使高耗能产业在经济中比例降低，促使GDP能源强度有较大幅度下降，这是当前新常态下GDP能源强度快速下降的主要影响因素。

“十三五”期间，结合雾霾治理和控制常规污染物排放，节能降碳的工作仍要大力推进。“十四五”期间GDP潜在增长率会有所下降，而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将加速，在“十四五”期间GDP的CO2强度年下降率如仍持续稳定地保持5%以上的水平，在“十四五”末期如果GDP潜在增速回落到5%左右，则CO2排放量可以真正达到峰值，进而呈现持续稳定下降的趋势，从而争取在2025年前后提前实现我国在《巴黎协定》框架下承诺的2030年左右CO2排放达峰的自主贡献目标。

三、进一步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和行动

当前经济新常态下转换发展动力，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已扭转了能源消费和CO2排放快速增长的趋势，转为缓慢增长，节能降碳成效显著，但仍不可掉以轻心，仍需大力推进。新常态下经济转型也面临诸多挑战，很多地方创新能力力不足。

中国国内实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低碳转型，在国际社会也深度参与并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新机制的建设和发展，积极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进程(何建坤，2016)。中美两国合作对《巴黎协定》的达成和生效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巴黎气候大会之前中美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就谈判中焦点和难点问题达成共识，为巴黎协定的达成奠定基础。杭州G20峰会期间中美两国率先同时向联合国递交协定的批准文书，促进了《巴黎协定》的尽早生效。美国大选后特朗普政府否定气候变化，推卸其国际义务，延缓国内行动，逆世界潮流而动，将使美国丧失公信力和影响力，道义上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和社会团体及广大民众的广泛谴责。世界舆论对中国深度参与并积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更加充满期待。

世界各国在全人类共同利益指引下共同行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世界各国都要走上气候适宜型低碳经济的发展路径，实现经济增长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赢。先进低碳技术和低碳发展能力也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世界能源变革和低碳发展的潮流也不会逆转。当前，我国积极推动《巴黎协定》的落实和实施，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南南合作”，这也是我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引导国际规则制定、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发挥更大影响力和引领作用的有利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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